人性是“善”、还是“恶”，人性管理到底怎么做?

管理最迫切需要的不足道德的说救，也不是扼制人性和诅咒人类的堕落，而是制定一套合乎时代特点和人类本性的规范，使人们不至于在混乱和无序中纷争。

管仲，这位被称作“管大厚黑”的宰相，曾经对齐桓公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来揭示示他对人性的理解。当时，齐桓公去看望管仲，问道：“仲父您病了，有什么要紧的话教导我吗？”

管仲直言不讳地说：“我希望您能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这几个人。”

桓公听了十分惊讶地问：“易牙将自己儿子的肉献给我吃，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啊。”

管仲说：“他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残忍，对您又怎么能好呢？”

齐桓公问：“常之巫能预知人的死期，能替我祈祷长寿，怎不能信任他呢？”

管仲说：“生死由命，病是自己身体上的毛病。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数，不能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维系健康，这可能会让他因此而为所欲为啊。

齐桓公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15年了，为了我，他爹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能信任吗？”

管仲说：“人最亲的真过于父母，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更何况对他人呢？”

不久，管仲死了，齐桓公驱逐了这四个人。但是四个人离开以后，桓公食不甘味，夜不酣寝，着实难受。过了三年，他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把他们召回朝廷，并自我安慰道：“仲父的话也太过分了，此四人有益于我而无害于国。”

第二年，桓公病倒了。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起来发动政变，把桓公给活活饿死了。

这个故事集中反映了法家的人性观念：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和好逸恶劳是人普遍的特征。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目的是赢得名声和利益。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而这种特征从道德方面来看，显然是一种“恶”。

桓公被活活饿死，就在于他对人性恶的认识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离开了利益的爱和恨，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这一点，管仲在《管子*禁藏》中解释说：“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是如此的。对按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

法家认为，人在本性上都是自私自利的，在当今“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社会条件下，成为整个社会凭“气力〞不断纷争的根源。最迫切需要的不是道德的说教，也不是扼制人性和诅咒人类的堕落，而是制定一套合乎时代特点和人类本性的规范，使人们不至于在混乱和无序中纷争。

这样，从对人性的,总结过渡到对游戏规则的制定，对法家来说简直是太自然不过了。那么，在今天的社会上，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公平地说，今天的社会和以往任何时代都一样，人性除了黑的和白的以外，很大一部分是灰色的，世界上的人很少有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大部分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当他的利益得到保障时他就是善的，当他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就可能是恶的。人性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利益！

如果管理者制定的规章制度严重脱离现实和违反人性，那很可能就无法落地，最终沦为挂在墙上的摆设，真正有用的制度，都是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性，把制度成为人们利益的来源或者是痛苦的原因，这样就能通过制度来操控人，达到力往一处使的效果，组织目标实现起来也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