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兄弟》中市民“神话”的异变、建构及衰落过程

【摘要】《兄弟》是先锋作家余华在新世纪创作的重要作品之一。其最初面世时，饱受主流文学界的非议和讨伐，一时间《兄弟》的文学接受呈现毁誉参半的格局。批评家们纷纷攻击小说中的“三俗”、真实性、逻辑漏洞等问题，直到2007年陈思和先生援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民间叙事视角为基础，才为其正名。本文将以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为起点，通过神话-原型批评视野，挖掘文本中隐含的社会生存场，进一步分析“神话原型”的异变、建构及衰落过程。

【关键词】狂欢诗学 原型批评 神话修辞术 资本异化

余华在为《兄弟》所做的后记中写到：这是两个时代相遇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1]。显然，这两个时代，前一个是传统的社会，是思想淳朴、性格憨厚同时也保守排异的社会；后一个则是剧变的、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人们在资本大量涌入中重新寻找自身的位置，也在无意识中对自身的境遇进行再定位。《兄弟》是一部“大众史诗”，展现了两个时代下民众的生存场。在《兄弟》的叙事中，余华通过对多个狂欢化场景的描写，展现了刘镇市民观念中精神神话的异变、建构及衰落史。本文将对《兄弟》中三个主要狂欢场面进行分析，并尝试阐释在表面的狂欢背后，民众意识中“神话原型”的变迁史，挖掘市民“神话”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狂欢与神话

（一）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

“狂欢”这一语词，最初始于古希腊罗马（或更早）的以酒神精神为核心的集体狂欢性活动。巴赫金通过分析原始的“狂欢节”发现，在这种类巫术活动中，存在四个极为显著的外在特点：

（1）全民性

（2）仪式性

（3）插科打诨

（4）等级消失[2]

狂欢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是参加者，都是局中人：“人们不是静观狂欢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按其观念他是全民的。[3]”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甚至不需要专门的空间；狂欢节的开展也依附必要的形式，除了“《金枝》式”的自然崇拜：巫术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为准则[4]以外，它具有矛盾仪式性：一方面遵从一定形式的仪式，一方面也在原始形式“拟真[5]”的“比真更真”中调侃了仪式的荒诞；在狂欢仪式中充满各式各样的“插科打诨”最终导致了原有等级的消失：“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节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6]”《兄弟》中的狂欢场面也是如此，人们在热烈的、狂热的、非理性的集体活动中，暂时忘却了一切身份、地位和现实，全身心沉浸在传统观念的和资本、色欲的狂欢中。此时的狂欢，虽没有原始狂欢那样无条件虔诚，那样失智，但对于现代人而言，也是一种情绪的过度放大，其行为和日常生息相比，已经有了根本区别。

（二）神话原型与当今的神话修辞 

（1）诺思洛普•弗莱的原型批评

弗莱认为：“原型，也即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意象”“原型是联合的群体”“某种原型深深扎根于已形成惯例的联想中[7]”。这些观点说明，人们共有的“神话”并非个个不同，而是有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原型”存在。这个存在，在远古时期多是巫术、神和自然，而在近现代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发生异变或延伸，产生新的“神话原型”。

（2）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

比起原型批评，他更好地回答了“当今神话是什么”这个问题。巴特从语言学角度入手，对此问题给出了极简要的回答：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等）[8]。在他的神话修辞术中，神话本身变成了形式本身，在神话的话语捆绑意义的同时也表达形式。于是我们可以推知：在资本横流的时代，资本本身可以在构建形式话语同时也构建神话。等而观之，资本就是它自己的神话。这种观点，使当今资本神话的阐释成为可能。

    《兄弟》的下部就展示了在资本泛滥之下一个小城镇的神话史。经济发展改变小城样貌的同时，让资本成为最大的神话。作为话语权力的资本在刘镇横行的时候，也在无形中瓦解了刘镇市民传统的神话价值观。最终，他们之前以道德观念为主的神话，逐渐异化为资本本身。

二、三个狂欢场面的分析

（一）“傍晚篮球赛”

夏季傍晚的“篮球赛”是《兄弟》中规模较大的一次狂欢。文本中的背景是刘镇与其它镇在灯光篮球场的比赛。这次比赛聚集了一千多个身份各异的刘镇男女，足以见得通讯尚不发达时期小镇人们对集体主义活动的重视程度。宋凡平面对一千多人观战时的表现十分优异，还凭借一次超水平扣篮技惊四座。究其原因，有李兰呐喊助威的振奋作用，更多的是宋凡平身传统君子式的集体荣誉感。他在中场休息拥抱李兰之后，群众对二人的亲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反应，文本的解释是：“他们重新想起了那个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丢掉了性命的男人[9]”。这背后的观念，受制于传统的对两性观念的认知与接受新兴男女关系的矛盾，某种程度上仍是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观念作祟。但是否只有单一的集体主义的荣誉观存在？当他们把关注点从球赛转到李兰，当他们重新想起李兰过往的不堪，与其说他们对李兰指指点点，不如说是因其对“宋凡平”这一欲望对象的投射、泛化：人们看到宋凡平英姿飒爽而羡慕，人们看到宋凡平拥抱李兰而嫉妒，因为宋凡平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欲望对象。一千多男女为此侧目，并抓住这一点进行无差别戏谑，即“插科打诨”。这时人们的狂欢对象已经有了模糊的方向，那只不过是在大时代下的人之常情：受集体道德感制约的对欲望对象的冲动。余华戏谑之为“三级片”，其用意也是如此。

刘镇处于长期的封闭状态下，人们的观念和认知还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单纯关系中，其中的利害也只表现出道德、贞操、品质的纠缠，属于传统的范畴。

在观念还相对传统的刘镇，人们内心的神话并未只是时代所赋予个人的内容，而是有了异变的萌芽，包孕了原始欲望异变的因素。

（二）“处美人大赛-初赛”

即使小说中未明确提及“改革开放”“经济开放”等时期名词，从李光头经商失败又东山再起、一路拼杀的创业史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对刘镇这一偏远小镇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影响不止停留在机器轰鸣下对刘镇城镇外在面貌的改变，而是渗透进了刘镇每一个市民朦胧的意识中，不断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从保守走向开放，直至脱缰。

李总（李光头）为了成为新闻和话题的中心，专门举办了“全国首届处美人大赛”这么一个争议性极高、善恶交杂的比赛。因为他“灵机一动”“生财有道”，临时决定通过售票进行盈利，把评审权交给了五千个买了票的群众。那天傍晚，十万人聚集在刘镇“最宽广”的一条主街道上，完成了又一次规模极大的狂欢。余华通过对数字的精准把控，极好地渲染了当时狂欢的盛景：他首先描述了赛前人们对于比赛的极大热情，把各行各业都提早结工、身份不同却万人空巷的场面铺垫出来，用“挤”“爬”等词语把人仿成动物；其次，余华精准把握了“十万”这个庞大的数字，不断重复出现代表人数的大数字，通过常理化的遐想，遐想人们生理上的和机器产生的“废热废气”，呈现出一个炎热的夏日傍晚，人群大规模聚集时真实的、难以启齿的模态。同时，“十万”的概念也暗示了刘镇几乎全民参与的事实，为后面的色欲化、视觉化的狂欢做了铺垫。

“观看先于言语[10]”，面对处美人酮体的大量暴露，不难想象，人们在浮躁、色情和焦急的情态下，眼中的和心中的欲望自然聚焦在那三千个“处美人”身上。小说中描写到：

处美人的身后挤满了男群众，三千个处美人的屁股无一例外地被偷偷摸过了，无一漏网。有些男群众更是光着上身只穿短裤，他们嚷嚷着叫骂着让后面的人别挤他们，自己的光身体就堂而皇之地在比基尼处美人的皮肉上蹭着擦着，处美人有的哭、有的骂、有的喊叫时，这些男群众满脸无辜的表情，回头去叫骂身后的群众了，叫他们别推别挤[11]。

比赛未正式开始，此时的狂欢和纵欲却已到达顶峰：动手动脚、下流言语、假扮无辜。这次狂欢，所有道德感和分寸感都已退位缺席，理性被搁置一边，本能的粗粝欲望被放在第一性的位置上，任群众肆意倾泻。这时人们内心深处的神话已不只是纯粹形而上的传统道德观念，而掺杂了太多资本的介入。

群众内心对神话的定义不是突然的异化和生发，而是存在明确的参考系——李光头等人的发家史。人们感受到资本的伟力，并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资本的甜头（如余拔牙和王冰棍因入股而暴富），也逐渐接受甚至认同资本本身。

这是带着色情符号的消费神话，因为李光头的“处美人大赛”奖金丰厚，吸引了各式各样的处美人献身资本，因为买了票能近距离观察处美人美丽的身体，群众疯狂地花钱买票，有票的群众可以参与评委，拥有享用色情、评点色情的能力；没有买票的群众，只能挤在道路两旁，竭力观看。背后一切操作逻辑，都是资本。

至此，人们心中神话，即异化的由资本裹挟的欲望横流的观念原型，被完全地建构起来。

（三）尾声“无处不狂欢”与“无处狂欢”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时提到了“资本对劳动的异化”问题。他指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12]”面对资本横流的时代，个人很难独善其身。

余华的尾声并没有再表现群体聚集的场面，但从他疏离的“零度写作”可以窥见，每一个体的境遇虽然千差万别，却同时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关起门来的“个体狂欢”，这次的狂欢不比之前有形式、大规模、全民性的“集会型狂欢”，而是从内心里认可这一不再存有时空界限的狂欢常态了。

纵观全书，每个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性格都是淳朴的：他们做着本分的工作，用善意的态度对人对事，对未来葆有期待，相信国家工作的稳定性和辛勤劳动的美好未来。可到了结尾，每个人都在滑向属于他们自己的深渊：林红永远失去了丈夫宋刚，拖着一身非议，只深居简出了半年，打着美发厅的幌子做起了皮肉经营生意，终究无可挽回地承认堕落；李光头因兄弟宋刚的死而沉浸于自责自悔中，“自废武功”的同时连公司事务也不再专心经营，却转向放纵和享乐，还把无处发泄的大把精力投入在搜寻宋刚真假难辨的遗物上；童铁匠在经营超市生意之余，把无处安放的蓬勃的性欲大肆宣泄在小姐身上，为了能多去嫖娼向老婆讨价还价，甚至下跪；刘作家（刘新闻）改名为“刘C”，与前妻离婚后，马上包养了数个情人寻欢作乐；王冰棍在豪华生活里无所事事，最后以搜寻电视里余拔牙的身影为使命；余拔牙游遍世界回来，不愿安稳生活，却要砸日货、带领人民去东京抗议；赵诗人艰苦过了半生，最后找到机会给李光头当“体能教练”勉强度日……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看似光鲜的归宿，但那些改革开放前固有的集体荣誉感、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却不复存在。人们的所有活动，所有安身立命的基础都处在资本运作的框架内：色欲发泄、企业经营、纸醉金迷……在这个维度上，一切行为都打上非理性的烙印，狂欢再也不存在与非理性掣肘的仪式和场合，而是被无限泛化，充斥在社会和观念的每一个角落，即人们无时无刻看无地不处在狂欢的状态中。这种不分场合，不分时候的狂欢，成为狂欢发展到最后的苟延残喘：狂欢的消逝。

此时人们的心中这种共有的神话是否还能用巴特的“消费神话”来阐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兄弟》的尾声中，“无处不狂欢”最后的结局就是“无处狂欢”：人们的行为图式都已经趋同，导向了无差别、无对象分别的更深层次的狂欢。在这种“再无一片净土”的情形下，狂欢被最大程度上合理化，相互之间没有分别的同时，正如鲍德里亚之言：“美丽得就像身体孔窍的肉欲幻觉[13]。”在这里，性的泛滥意味着无差别的欲望，性由此而消失；狂欢的泛滥导致狂欢的消失，也是同理。

于是，人们心中的，从远古时期就深植存在的神话原型，到了新世纪，已经不可用一些概念辨析了，它们走向不可知。如若要给《兄弟》尾声中刘镇人民一个描述性的神话原型，那便是“对非理性、荒诞、资本和堕落的深层认同”。

三、市民的神话精神史

在这部“发源于狭窄、从狭窄中走出宽广”的大众史诗中，我们看到了在两个时代的碰撞下，人们心中观念流变的历史：这是一部刘镇民众的观念变迁史，也是一部大众神话原型史。

第一次狂欢背后的神话是传统的。淳朴的集体主义观念还占有主要的席位。人们即使对李兰冷嘲热讽，背后的逻辑依然是传统道德观。那个封闭的、社会人际关系相对单一的时代，道德观是不易的神话。

第二次狂欢的神话则显然受到了资本极大参与的影响。人们在资本话语和欲望对象的挟持下，传统的道德观和对“君子”式美德的偏好逐渐解体，剩下的多是放纵和泄欲。群众在“处美人大赛”的参与中有意或无意地认识到了资本的力量，尝到了资本权力话语框架下对欲望对象进行奴役的快感。他们的传统羞耻感暂时被弃置后，就呈现出动物性的一面：占有欲和淫乱欲主导个人行为。这一次，他们的神话呈现出现代性的特征，异化成了与资本相互交融的欲望。

小说结尾的非集会的狂欢是隐含的全民悲剧。狂欢已不再需要特定的仪式，而是完全变成一种景观：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14]。经过现代化后的刘镇，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之下的个人，最终将特定的狂欢变成日常的生活状态：无时无处不狂欢，直到狂欢本身不再存在。他们内心的神话已经枯萎，与传统中的非常态的惊奇无关。社会上的林林总总至此无法解释，按陈思和的定义，则是“甚是荒唐[15]”。刘镇如今的神话已难以分辨，因为所有的精神上的神话已经濒临消亡，刘镇市民以李光头为标杆的后果是对现世欲望的极度渴求，对资本话语的高度承认。这是废墟式的精神，是对荒谬的合理化，它解构了精神上的崇高。因此，他们仅剩的不能被完全称为神话的神话，即“对非理性、荒诞、资本和堕落的深层认同”。

四、结语

《兄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众史诗。所有人在刘镇这个传统的小城镇里展开波澜壮阔的生命画卷。作家对“有人走、有人来”的社会景观进行了汹涌的叙事，给文本留下了诸多有待阐释的空白。通过对小说里的“三次狂欢”旁窥一角，不难梳理出刘镇市民的“神话精神史”。探其根源，资本的注入和时代的相遇固然是不可脱责的因素，但它们远非阐释的全部原因。转型操之过急、重物质而轻精神、经济洪流下对个体境遇的忽视……都是原因的组成部分，它们正依赖进一步的细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