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太宗皇帝驾崩之时,命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绩同时辅政,因为李绩此人作为武将从来都是低调行事,而褚遂良则是专管御史建言之责,同时高宗李治是个老好人,整个唐帝国的事几乎决于长孙无忌一人之手,所以他难免开始骄狂起来,不断培植力量,打击异己,朝堂开始鸡飞狗跳,已渐出乱象。
一日,长孙无忌宴请朝中高官,酒至半酣随口问了诸大臣一个问题:“吾之富贵比之前朝越公杨素如何?”
众人交口称赞,马屁如云,皆称其超过杨素。
长孙无忌听后捏须道:“我有一点比不上杨素啊,他富贵之时已是垂垂老矣,而吾正当壮年,他如何比得?”
他为何要和杨素相比?因为杨素在当时有“国之柱石”之称,有杨素在,隋朝在,杨素死,而隋朝亡,他与杨素相比不过是在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让官员们服从他而已。
李绩吃了长孙无忌这顿酒席,第二天便向高宗辞去了尚书左仆射之职,高宗虽然最终同意了李绩的辞职,但对于舅舅长孙无忌专政的行为,开始有了不满。甚至高宗试图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但到最后往往只到了一些看似位高,实则无权的职位,并不能起到牵制长孙无忌的作用。
朝臣们看到此情,自然事事以长孙无忌为首,高宗皇帝无奈之下曾对着满朝文武道:“听说你们在讨论朝政时,都没有自己的意见,办事还要看宰相脸色行事,这样做能谈得上集思广益吗?”
而长孙无忌接话道:“话虽如此,但毕竟没有徇情枉法,就是陛下你处理一些事也要考虑人情关系吧?”
长孙无忌历经几代皇帝,不可能听不出高宗皇帝的意思,但他偏偏没把这个外甥皇帝放在眼中,不但毫无收敛,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永徽三年,高阳公主案爆发。高阳公主骄横跋扈,不仅与辩机僧人私通,更是撺掇着驸马房遗爱与魏王李泰一党交往过密,发表一些对朝政不满的唠叨话。同时她更是想把房遗直的爵位和家产据为己有,整天到处告房遗直的黑状,房遗直最后忍无可忍,最终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企图谋反一事揭发出来。
高阳公主不见得就是真的谋反,但当时请占卜师占卜星相就是谋反之罪,高阳公主夫妇不仅一次请人占卜,所以被列为谋反也并不是冤枉她。
更何况,魏王李泰早就心气郁结死在了均州,房遗爱虽然曾在贞观年间助李泰夺嫡,但已经事过多年,如果真有论罪的话,占卜几次最多也是高阳公主夫妇二人吃罪而已,可长孙无忌却想借此机会多干掉一些往年的政敌,于是竟然将这个看似荒唐的案子真当成了谋反大案来办。
被长孙无忌首先诬陷入狱的就是魏王李泰的旧党,如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和荆王元景、高阳公主夫妇等人。
这些人的入狱引起了朝中大臣的议论,长孙无忌恼羞成怒之下,接着又指示房遗爱对他的政敌司空、吴王李恪进行了诬陷。房遗爱自以为听从长孙无忌便可免死,遂承认李恪是自己谋反的同谋,于是李恪一方的大臣皆被成功拖下水。
就这样,房遗爱等人于永徽四年一同被赐自尽。
此案牵连之广,是大唐开国以来之最,宰相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和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等人纷纷上书为吴王李恪等人鸣不平,然而此事却给了长孙无忌一个绝佳的株连借口。最终他们三人皆被罢官去职,李道宗甚至被流放三千里,郁郁之下死在流放途中。
长孙无忌凭借此案大兴冤狱,彻底震慑住了朝中的王公贵族,他真的再也无所顾忌,正如同其名字一样。当然此案也让高宗皇帝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个舅舅的震主之威,舅舅可以对自己无所顾忌,但作为帝王的李治不能不对这个舅舅产生顾忌,所以他要反击!
永徽四年二月底,高宗拜李绩为司空,仍兼任宰相,用以牵制舅舅不断膨胀的势力。
永徽六年五月,高宗将长孙无忌的铁杆亲信、禁军统领程咬金改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
永徽六年七月,武则天告王皇后舅舅吏部尚书柳奭使用巫术,柳奭遂被贬至荣欣州刺史。
八月,高宗皇帝突然提出要升武昭仪为皇后,受到褚遂良等人的极力反对,褚遂良说到痛快时,居然在朝堂上失仪,辱骂君父,于是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至此长孙无忌最大的几个助力都被高宗皇帝剪除,接下来只剩清算长孙无忌了。
显庆四年,唐高宗和武则天携手对长孙无忌一党展开了清算,许敬宗告发长孙无忌谋反,李绩负责审理此案。
谋反真假已不重要,无论采取任何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长孙无忌一党彻底清洗。
大理寺丞袁公瑜快马至黔州提审长孙无忌。行至半路,有人来报另外一个目标韩瑗已死,袁公瑜很敬业,将韩瑗尸体挖出来验过之后才算放过他。而他到长孙无忌处的当天晚上,长孙无忌便自缢身亡,落得如此下场,也算是咎由自取。
曾经的甥舅一家亲,如今的生死两冤,可谓是讽刺至极。
至此,武则天的前途一片光明,再也无人可以阻挡,一个属于女性的王朝正在缓缓走来……
一:李恪的恪怎么读
恪,读作kè。汉字基本字义是恭敬所谓“穷理”,语出《周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颢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二程遗书》卷二上)认为天理为人心所固有,只是气禀所限,人欲所蔽,而使本来的理变得昏暗了。因此要“穷理”,就是要穷尽天地,万事万物之理,即宇宙、万事万物的所以然。程颢认为穷理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同上书,卷十八)经过不断穷理功夫,“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同上)在这里,程颢提出了哲学的最高使命,也是士人求学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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